在9月10日的某保守派电视节目中，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突然发布令人震惊的消息。他透露，特朗普政府计划在下周一，也就是9月14日，针对一家大型银行实施正式制裁。尽管他并没有透露具体是哪家银行，也未指明其所属国家，但他解释称，原定于9月11日的公告因该日期为美国9·11事件纪念日而推迟。同时，贝森特发出了严厉的警告，表示与伊朗有合作的公司可能面临“灭顶之灾”的风险。他进一步强调，美国将持续施压，直到所有与伊朗政府有交易的实体停止相关业务。

几乎就在这个时段，他还提到，伊朗能够对中国提供的原油库存预计仅剩约3,000万桶，并称这一数量将“很快耗尽”，到那时中国将面临“无油可买”的局面。如果把这两项消息结合起来看，那么对中国的影响就显得尤为突出。虽然这些制裁似乎主要针对伊朗，但实际上中国也在美国的制裁链条上。

近年来，美国制裁伊朗的主要对象多是一些本土银行、石油交易商、影子船队和空壳公司，这些目标通常在国际金融体系的边缘，因而制裁对其影响有限，全球金融体系的冲击也相对可控。然而，制裁大型银行的影响却截然不同。任何能够从事国际业务的大型跨国银行都与全球贸易、跨境支付以及美元清算系统紧密相连。美国的制裁并非仅仅禁止这些银行与伊朗合作，而是迫使全球金融机构在与伊朗的关系和保留美元清算资格之间做出抉择。对于大多数银行而言，他们几乎必然会选取放弃伊朗，保留全球金融通路，因为一旦失去美元清算资格，便等于被排除在国际主要贸易结算体系之外，这是任何大型银行都无法承受的重创。

实际上，美国早在八月底便开始为此行动做准备。当时，美方对埃及第二大银行米斯尔银行的阿联酋分行展开审查，计划切断它与美国金融机构的合作，理由是该分行在2024至2026年期间，帮助103家伊朗影子金融企业处理了大约18亿美元的资金流。随后，贝森特还特别点名了一家为伊朗提供资金的土耳其大型银行，明确表示它也将面临制裁。贝森特特别强调会制裁“大型银行”，这一术语的使用极具含义，发出的信号无疑是美国制裁力度在不断升级。由此，制裁不仅限于即将被点名的那一家机构，而是在向全球所有与伊朗有资金往来的金融机构施压，意在通过这一例子威慑其他银行：无论规模多小，只要与伊朗有关联，便可能成为下一个目标。

总的来说，美国的这波操弄已经超越了纯粹针对伊朗，而是试图利用美元的霸权，强迫全球金融机构站队。以往，美国的制裁主要针对伊朗本地企业和银行，属于可控的定点打击，如今却直接针对第三国在主流市场的大型银行，将单边制裁上升为全球金融压力，引导跨国银行主动与伊朗切割，完全阻断伊朗的海外资金通道，从而在经济层面锁住伊朗的生命线。

至于贝森特所言，“伊朗只剩3000万桶原油可卖给中国，且很快将用尽”，再乐观的人也会觉得这番说法缺乏逻辑。首先，伊朗作为一个产油国，不是简单的中间商。一旦油田维持正常运营，原油便会持续生产。贝森特提到的仅仅是现存的可用原油数量，并不是伊朗的全部生产能力。只要伊朗的油田保持运作，新的油源会源源不断地上岗。尽管美国的海上封锁会影响到运输，造成一定的麻烦，但要完全阻断伊朗的石油产出是难以实现的。

其次，中国与伊朗的原油贸易渠道早已建立起复杂的贸易模式，避免了单一且容易受制的正常贸易线路。根据媒体的报道，中伊之间已建立了隐秘的贸易机制，通过特定的金融主体和特殊的账户运作，形成了“石油换商品”的闭环交易。这种运作方式成功绕开了美元与SWIFT系统，完全脱离常规银行结算，因此即使美国的制裁措施再广泛、力度再大，也难以精准打击并切断这个特殊的交易链。

根据比利时航运机构Kpler的统计，自2026年以来，中国日均进口伊朗石油稳定在120万桶，基本未出现显著下滑。如果贝森特所言属实，伊朗的原油即将耗尽，那么进口数据必将出现大幅下滑。归根结底，美国所作的不过是制造舆论对价格的恐慌。贝森特故意模糊存量与持续生产能力的概念，借此制造供需紧张、引发市场焦虑。他真正的目的并非单纯在于声称伊朗石油短缺，而是为了后续的银行制裁与航运打压制造舆论基础，通过营造恐慌情绪，迫使参与中伊能源交易的其他企业和运输机构退却，从而有意无意地削弱整个中伊能源合作的链条。

在这一系列金融封锁与能源封锁之下，伊朗正在逐步调整应对策略，从最初的“对等反击”转向“更快、更重、更痛”的措施。